◼️ 下午时，阳光晒进屋子，没有多余的问候和情绪，在木头窗棂上悬浮着，猫在纸箱旁打盹，温度刚刚好。我把简易的桌子支在一旁，靠着窗，紧挨着猫，随手点开存放了很久的电影，洪常秀的《独自在海边的夜晚》。色调昏沉，节奏缓慢，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日常叙述作风，像是某种纪录片，看不出矫饰的用力感。金敏喜饰演的永熙双手捧着路边开得正盛的花，闭着眼嗅它，整个镜头都好像在等待她从某种沉迷却孤独的状态中脱身出来。她站在窗台抽烟，身影暗淡极了，却轻松微笑着，然后吸烟，从肺部吐出一圈圈的彷徨失措。我看着永熙走向大海，又想起洪常秀的《海边的女人》，三个人行走在沙滩上，所有的镜头都没有过多的表演与修饰，却又在每个谈话的沉默空隙与浪花的翻涌间，把这些看似无意义的内容，变成了某种稳定的美妙，你只需要看着，就能够感受到被一种稳固的存在所填满。

　　◼️ 在我为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抬头的几秒钟时间里，猫从纸箱旁起身——那是我用来存放零星售卖的文创周边而不得不摆放在家中的杂物，太阳从西边逐渐消失，气温开始下降，屏幕里的永熙从海滩上起身，恍惚间朝着浪潮的方向走去，身影直至模糊。抬眼，拿起手机，又是一行关于「文科生与服务业」的热搜。彼时再回过头去，看着因为忙碌而许久没有整理的阳台，面前简陋的塑料桌子与老旧的窗户上落下的灰尘，只觉得永熙的爱与彷徨都变成了生活中奢侈感受，在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中创造出了100分钟的充盈与浪漫，而回到现实，阳光、窗户、猫、纸箱与我，都如此无用，如此使人乏味。

　　◼️ 于是我几乎要同意他的观点了。例如“新闻没前途”“文科生都是服务业”，甚至在心里暗自思考，这究竟是不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真相。

　　◼️ 是吗？我持续地反问自己。直到电影放完了最后一帧画面，直 到洪常秀的名字又出现在漆黑一片的屏幕中，是刚刚那部我偶然间想起的电影——《海边的女人》。百无聊赖，我只任凭这台机器持续地放映下去，周遭的光影逐渐消沉下去，北半球的晨昏线跨过头顶的时候，文淑对钟来说：“我真的真的相信星星”。可奇怪的是，整部影片中没有一处有过星星的痕迹，文淑信仰的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一无所知的对象。但她就是如此痴迷地、真切地相信着它。

　　◼️ 有点愚蠢。我这样实际地评价着。也是当这句话出现的片刻，我便清楚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陷入到了忙碌于生活、苟且于生计中的实用主义的边缘。我开始对一切要求存在的意义：一只猫、一本书、一句话，乃至是凌晨裹着外套望见漫天繁星时，也希望它拥有世俗的定义与价值——不是像巴勒斯（《裸体午餐》作者）那样站立着、等待着天空发生改变，一动不动地让夹在指间的香烟烫到皮肤后冲到屋内的打字机前，而是要把星星变成可供变现的创意，让星星成为可被看到的、有根据的、实在的东西。就像是现在所有能够被安排进可见、可读、可衡量中的事物一样，量化它，用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早已指明的现代生活的通用标尺——货币，去丈量个人生活的每一寸空间，去理解他们的社会行动带来的市场价值的多寡。

　　◼️ 彻底的实用制造出对量化的崇拜，抛弃其余无法被机器标准所把握的对象，例如在深夜翻译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出版的海德格尔，花大量的时间寻找一颗想象中的星星；去云南的小镇里卖原创诗集，装上所有家当流浪于各个城市渴望新的对自我的认识；例如读毫无意义的文学，看那些新分子写的书，以及尝试自己动笔的每一刻。被量化意味着物化，后者恰恰是当下的年轻人们学会质问：“这个有什么意义”的原因。要知道，“意义”是一个极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符号，它的背后代表着一整套表达着的立场与群体观念，甚至能够放得下宏大的时代的缩影。战乱时，意义是胜利、和平与自由；中世纪时，意义是宗教与神权；文艺复兴时，意义是人性与世俗的存在感受；现在，在一个被尽可能地实用化、物化的社会里，意义是货币的回报，是更好的生活，是无止境的对金钱、职位的追求。那些无法有效对其进行实践的部分，全都站在了它的反面。

　　◼️ 这又有什么错呢。这种单一的、主流的、绝对正确的标准又有什么错呢。普通人要赚钱、要生活、要买房子、还房贷、要拥有更优质的生活，又有什么错呢。是的，完全没错，甚至已经走向了拥有真理的价值的地步。所以张雪峰老师有什么错呢，他代表着大多数的普通人，说“闭眼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文科都是服务业”，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他不过是将这个时代的最核心、最无法动摇的那部分社会秩序摊开了、讲明了而已：如果成为不了一颗标准的、被游尺仔细衡量清楚的螺丝钉，那就无法被有效承认——像商品无法被扫描一样，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变成时代的脱轨者。

　　◼️ 这么说来，新闻也好，文科也罢，都是实打实的“脱轨者”。即使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或其他突发性灾难事件中记者以生命安全作为筹码，换一个真实的镜头与故事；即使后来的历史需要社会研究者通过大量的手札与民族志记录才能清楚看到十八世纪时中国农民与英国绅士、澳洲土著、法国封建贵族站在一起的模样；即使谈到社会治理的宏大命题时，传播格局、共同体认知的整合思路在一次又一次的媒体实践与媒介事件里出现；即使个人的成长、人际交往与自我认同需要用过往的经验加以指导，需要坐在一张沙发上用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什么其他人写的文字去培养；即使100分钟的电影能够为麻木的生活制造暂时喘息的机会；即使这个社会明明离不开新闻，也离不开文科。

　　◼️ 但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抓住了当下大家对金钱的渴望，对实用的狂热；抓住了在经济下行里出现的焦虑，在鸡娃时代害怕落后的恐惧；抓住了众人对技术的痴迷，抓住了这个理性机械社会中唯一的、在每个人的教育中都认同的那句「吃不饱饭理想顶个屁用」；然后把文科和理想、吃不饱饭这些关键词粗鲁地对等，将文科和服务业，这样一个众人常识中不够体面的词联系在一起，使人快速地将其与“文科无用”的刻板成见勾联起来，又快速地建立起文科与理工科的二元对立，让矛盾争端四起，不就可以了吗，还有必要了解什么、深入什么呢。谁会再有这一段时间与雅兴，在赛道中停下脚步，深思熟虑这其中的虚伪性呢。

　　◼️ 这不就是这一个时代的绝对命题吗？一元化的评价体系里，哪里会出现思辨的观点、深入的思考呢？世俗的优秀标准中，谁在乎一个学科的污名化、一个领域的社会矮化与贬低？

　　*就「张雪峰事件」，同时结合今年年轻人就业、考研、考公问题，秃头所押下一道新闻评论题。这也是在「2024热点押题卷（12月）实务卷」中的一道题目。

　　材料一：考研名师、千万网红张雪峰在直播中质疑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不得不承认，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有80%是没有从事本行业的。新闻传播曾经是很好的专业，因为当时媒体兴盛，电台、报纸、电视台还有网站的编辑记者，现在呢？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媒体。一个985院校教新闻传播的教授，自媒体账号粉丝数和流量不如我——一个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这里面是不是多少有点问题？”张雪峰关于新闻学前景和实用性的观点引发争议。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相继公开发声，驳斥张雪峰观点。网友们各自站台，支持张雪峰者称其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以就业角度衡量专业选择；不支持者认为张雪峰所代表的是功利主义，不应影响到学生对一门学科的向往。

　　材料二：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名为《21到26岁，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文章讲述了主人公刘同因渴望考上211大学，放弃了留校读研的机会，并在2018年到2023年五年间，先后经历了四次考研失败，二次考公失败和三次考编失败的真实故事。在今年夏天又一场事业编考试结束后，刘同选择离开家去找工作，但她的父亲希望她尽快回家复习考公，认为体制外的选择都不可靠。文章里引用了主人公刘同的话：“好像在路上走着走着，脚下的陆地忽然被瓦解，人直接跌落进水里，所有人都告诉你，要拼命游，游上岸。但上了这个岸，还有下一个岸，前面好像总有一片更大的海，而她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如此脆弱，家人的认可、社会的评价、周围人的眼光，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都会将其击碎崩塌，让她直接掉进水里。”

　　2023年，考研规划老师张雪峰一段关于“质疑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工作前途、开玩笑说若孩子要考新闻与传播专业就打断孩子的腿”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网友认同张雪峰的说法，认为专业的工作前途非常重要，文科专业的确不如工科、养殖、农业等专业更好就业；但也有网友认为不能用“是否好就业”来评判一个学科的价值，这类一元化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社会的多元发展，双方各执一词且各有道理。争议的背后实际上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即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碰撞——但有争议至少意味着有选择，而三联生活周刊一篇名为《21到26岁，她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的文章却将人们拉入了现实之中：其实大部分都会陷入诸如张雪峰所提倡的“就业、稳定”等社会话语之下，在看似开放和多元的现代社会，年轻人的选择反而趋于“一元化”和“标准化”。

　　首先应该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困住了年轻人”，又致使社会评判标准的“一元化”？就以张雪峰老师对新闻与传播专业的评价来看，张雪峰老师为何会认为“新传无用”，是因为新闻与传播的就业门槛太低，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且在时代的发展之下新传专业学习的知识并没有很好的方法直接指导就业和工作，因此相较于新传专业，强调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工科专业在找工作中更有优势。这番说辞放在社会之竞争尺度中是合理的，但放在更开阔的学习与获取知识的视野下则难免偏狭。的确读大学、选专业、考研是为了就业，但也不单单是为了就业，但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解自我与社会的过程，如果用统一的“就业尺度”来堵住开拓视野、获取知识的可能性，那无疑是将“人”变成了“工作的工具”——之所以今天社会对这种“实用主义推崇备至”，说到底也是因为“竞争制度”要求单位与组织选出“适合工作的工具”而不是选择一个“有思想的人”。

　　社会竞争的逻辑是优胜劣汰，而在竞争制度下，“优秀”和“失败”都成为一些具体的衡量标准：考上211、985的研究生是优秀、考上公务员是优秀、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是优秀、拿到不错的薪水是优秀；反之，努力但没考上研究生是失败，没考上公务员与事业编是失败，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失败，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但不赚钱也是失败——优秀与失败的标准混杂在父母的期待、社会的要求、考研名师的话语、社会化媒体的评论中不断影响和裹挟每一个个体，以致出现了《被困在考研与考编五年里》的刘同，出现了“学新闻就打断腿”的张雪峰等一众群体。长此以往，一元化的“优秀”与“失败”的评判会致使越多的青年人走向“考公”与“考研”，2024年公务员报名人数较之去年增加30万人，部分岗位报名人数达到万分之一即为例证。而这又从根本上加剧了社会竞争的优胜劣汰，创造出了更多的“刘同”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张雪峰”；与此同时被“一元化”抹杀掉的是“多元化”，是社会的创造力与创新力。

　　但话说回来，一元化有一元化的价值，其无疑能给予努力的人更多的机会，也提高社会乃至发展的效率。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劳动力密集程度让竞争成为无奈之下的最优解。能够理解“一元化的价值”，但在“一元化”之外提供更多的选择始终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并不是劝导年轻人不要去竞争，而是告诉年轻人在考研、考公、张雪峰老师所强调的“实用价值”之外还有别的的选择——虽然这些“其他选择”中存在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但考研和考公也一样会失败，与其被困在“考研、考公、考编、竞争”中，也可以鼓足勇气，跳出“一元化”的评判标准。